中国抗疫简史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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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中国抗疫简史》一书由上师大人文学院副院长张剑光教授所著，全书分八章主要记叙了三方面的内容：其一，疫病与巫术、战争和帝王之间的纠葛；其二，四大代表性疫病：鼠疫、天花、麻风和霍乱；其三，防疫抗疫医学实践。

一、疫病与巫术、战争和帝王

巫术：对于疫病传染方式的不可捉摸和对疫情危害的恐惧，促使人们崇尚巫术，并形成了占卜、咒语、祭祀、祈祷等一套完善的活动体系。上古时期，巫术在防治疫疾方面起到很大作用，许多巫师也是传说中帝王的医学大臣，巫医一体，甚至产生了“尝便、割股”等令人咂舌的治疗方式。

战争：疫病往往是动乱和战争的产物，越是社会混乱时期，疫病发病率越高，为害时间越长，越是人口密集、流动人口多的地区，疫病流行得次数越多，这与人口密集程度、卫生条件和自身免疫力有很大关系。行军和动乱的人群，往往相对居住集中、卫生条件差，加上精神紧张、缺吃少穿，非常利于疫病的流行。其中，比较明显的现象为北方人进入南方易受疟疾、痢疾、霍乱等肠道传染病困扰，少数民族内迁易引发疫病。相应的，疫病的发生也成为影响战争和历史走向的的重要的因素。比如，王莽政权失败与南征巴蜀遭遇疾疫流行、赤壁大战魏军失败与曹操部队血吸虫疫病、诸葛亮南征与疟疾流行等。

帝王：疫病的流行，帝王大臣也不能幸免，麻风、疟疾、天花等流行病时时困扰帝王、大臣。唐朝时期，朝中大臣皆惧怕瘴疠不愿去南方任职，甚至有位30岁的大臣卢祖尚因为惧怕，拒绝去岭南任官，被李世民斩于朝中。清朝时，两位皇帝的生死、废立皆与天花紧密相连。清顺治帝因天花24岁英年早逝，为此是否得过天花成为择立新君的重要标准，其子康熙因得过天花而胜过福全被立为新君。

历史上也涌现出一批与疫病抗争的大臣。比如，唐中期宰相韩滉建温汤寺、刊刻药房治疗血吸虫病，宰相李德裕被贬崖州后对恙虫病的记录、蒙哥汗以酒曲驱逐疫情等。第一家医院由北宋苏轼开办，苏轼学问渊博、诗文俱佳、热心医事，其在贬谪杭州时，恰遇杭州大旱、饥疫并作，为减少疫情扩散，苏轼筹集资金，创办“安乐坊”作为专门病坊，收纳贫苦病人，前后三年救治病人数以千计。（语评：苏轼——创办安乐坊、遍求圣散子、撰写医药杂说《苏沈良方》，实干的父母官）

二、鼠疫、天花、麻风和霍乱

鼠疫是一种传染性极强、病死率极高的恶性传染病，由鼠疫杆菌引起。鼠疫杆菌侵入皮肤后，经淋巴管至局部淋巴结引起剧烈的炎性反应，形成第一级原发性淋巴结炎，即腺鼠疫。如不及时治疗，病菌通过血液循环进入肺组织，产生继发性肺炎，即继发性肺鼠疫，此时，病菌可借呼吸道飞沫传播，迅速造成鼠疫的大流行。腺鼠疫潜伏期为3到6天，病死率为50%-90%。肺鼠疫潜伏期为数小时至3天，病死率高达70%—%。因为病人病状有淋巴腺肿、咳血、吐血等病症，所以当时人们称其为“疙瘩瘟”“瓜囊瘤”“探头瘟”。历史上比较有名的鼠疫有万历七年至十六年发生在山西、河北鼠疫，约造成数百万人的死亡；明末吴江县鼠疫，一人染病全家数十人全部不治身亡；乾隆云南赵州鼠疫；清末东三省的鼠疫等。对鼠疫的发展过程及危害程度，清朝师道南曾赋诗《鼠死行》描述：“东死鼠，西死鼠，人见死鼠如见虎。鼠死不几日，人死如圻堵。昼死人，莫问数，日色惨淡愁云护。三人行未十步多，忽死二人横截路。夜死人，不敢哭，疫鬼吐气灯摇绿。须臾风起灯忽无，人鬼尸棺暗同屋。乌啼不断，犬泣时闻。人含鬼色，鬼夺人神。白日逢人多是鬼，黄昏遇鬼反疑人。人死满地人烟倒，人骨渐被风吹老。田禾无人收，官租向谁考？我欲骑天龙，上天府，呼天公，乞天母，洒天浆，散天乳，酥透九原千丈土，地下人人都活归，黄泉化作回春雨”。——感悟：灾疫饥常常首尾相连，大灾后要防止大疫，大疫后要防止大饥。

天花历史又称“豌豆疮”“痘疮”，是天花病毒引起的烈性传染病，主要表现为严重的病毒血症，皮肤成批循环出现斑疹、丘疹、疱疹、脓疱，最后结痂、脱痂、遗留痘疱。此病传染性极强，易导致大流行，病情重，病死率高。清朝满汉两族人民交叉居住，逗症大面积流行。皇太极专门设置“避痘所”的“忌地”，对一些年龄较小的儿童和少年进行人为的隔离。顺治帝下旨“凡民间出痘的人，驱逐城外四十里”。康熙帝开始推行种痘术，先是在宫中推行，继而推行至边外49旗及喀尔喀诸部种痘，但仅限于王公大臣子弟，收效有限。

麻风病是麻风杆菌侵入表浅神经，致感觉麻木，面部呈师面相，鼻梁坍塌，皮肤溃疡、结节，胡须眉毛脱落，使人状貌丑陋不堪。霍乱病一般指以呕吐和腹泻为主要病症的疾病，一般是水源污染得病，常见症状是先泻后吐，最后导致失水、虚脱，肌肉痉挛，进而出现昏迷，死亡率很高。有记录最早的麻风病出现在《论语》中，孔子学生伯牛，时称“恶疾”，隋唐时称“大风”“厉”“癞”。古人治疗麻风的方法有吃肖梨、蚺蛇，药王孙思邈认为治疗麻风要“断盐、吃松脂，戒房事。”明代沈之问研究了7个家族15人进行分析，得出家庭内传染是最为常见形式的结论。真性霍乱欧洲人称Chorela，一般在热带国家发生，中国最早音译为“虎列拉”，我国从海路和陆路两个方向传进霍乱，海路为主，从广东、福建、台湾继而浙江、上海、江苏，向北一直传入京师。光绪年间，湖南洪灾，灾后没有有效的消毒措施，当地居民只能取用浑浊脏水，导致霍乱流行，数千人因疫而亡。其后，又有辰州、京津、东三省等地发生霍乱，每日死者达到30-60人。

三、防疫抗疫医学实践

我国历史上涌现出许多研究疫病的专家。春秋战国时期秦国名医医和提付六气病原理论，认为“天有六气，降生五味，发为五色，征为五声，淫生六疾。六气曰阴、阳、风、雨、晦、明也。阴淫寒疾，阳活热疾，风淫末疾，雨淫腹疾，晦淫惑疾，明淫心疾。”将四时、五节、六气等气候变化和人体的变化结合起来作为主要的致病因素，表明了人与自然相关的原理。两汉时期张仲景撰写《伤寒杂病论》，以六经八纲来诊疗疾病的属性、病位、邪正消长和病态表现。他创立了世界上较早的病因学说，认为病因有三条：一是经络受邪入脏腑，为内因；二为四肢九窍，血脉相传，壅塞不通，为外皮肤所中；三为房室、金刃、虫兽所伤。两晋时期葛洪提出“毒疠之气”能引起传染病流行，“毒”有“寒毒、温毒、恶毒、狂犬所咬毒、蛊毒、风毒、溪毒、社工水弩毒”等，并提出“毒有差别”，致病各异。隋炀帝时巢元方编辑《诸病源候论》，提出“乖戾之气”是造成传染病流行的原因，“岁时不和，温凉不节，人感乖戾之气而生，病者多染易”，同时认为流行病的原因与人的身体状况大有关系，抵抗力差，疫病就会乘虚而入。此外还有刘完素的火热说、张元素的灵活辨证、张从正的攻邪法、李杲的内伤与温补、朱震亨的滋阴降火说、王好古的阴证论、吴有性的戾气说、叶天士的温病学说等。

疫病产生后，从中央到地方都会采取一些积极措施进行救治。一是帝王自责，帝王通过主动承认错误以求官吏们和普通百姓的谅解，从而树立抗灾自救的信心。二是减轻经济负担，减轻农民负担。三是传播普及医学知识，编纂简易药方刻录于村坊要路。四是给药救治。五是开仓赈济、恢复生产。六是掩埋尸骨、收养遗孤。

人类生存繁衍的历程也是一部与疫情抗争的历程，我们在与病毒的斗争中不断升级打怪。现今，通过接种疫苗，我们已经成功预防了天花和麻风，通过卫生知识的普及和医疗体系的提升，我们防范了大面积鼠疫和霍乱。期待有朝一日，我们提起新冠病毒也像流感病毒一样轻松，期待早日解封、自由呼吸。